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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者小路先生送金先生一张画

发布时间:2019-04-11 08:1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研究战时周作人的印章政治,有两小我值得留意:一是寿石工,一是金禹民。寿石工在1940年代有“执北方印坛之盟主”的佳誉,在琉璃厂的铭海阁、清秘阁和荣宝斋挂牌鬻印。他终身治印两万余方,自用印章多达两千余方。寿石工为周作人刻印不多,在所刻之印中,“忍过事堪喜”和“知惭愧”两枚章因与周氏的命运及其哲学连在一路,故颇值得切磋一番。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文最为2018年7月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论说文,后以《周作人印章中的趣味、学问、交往和政治》为题刊发于《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1期。本文选自原文,正文和小题目略去。)

  若是追溯周氏的糊口史和思惟史,这枚章还有渊源可寻。周氏于1935年在北新书局出书的《苦茶漫笔》,开篇之“短序”部门就是一篇关于“忍”的儒释道三家的具体阐述、他本人之于“忍”和杜牧的“忍过事堪喜”的理解,以及在糊口中的实践。据该文记录,周氏于1934年赴日期间曾在片濑处所花二十钱烧了一只小花瓶,用蓝笔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于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而且在瓶底钤一长方印曰“苦茶庵自用品”。周氏注释道,他并非以此为格言,只是赏识它的境地。这种境地犹如吃茶品茗,少儿无法接管茶的苦味,大人喝了苦茶反而感觉爽快,援用《诗经》中“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来印证,却也说“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至于儒释道三家的忍辱观,周氏认为儒家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并非视忍辱本身有价值,“不外为要达到某一目标姑以此作为手段而已”,虽然积极,他却并不那么认同;至于道家所谓的“安莫安于忍辱”同样是把它视为手段,仍不敷有大谋;周氏认为释家所谓的“心里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之境最佳,出格援用《六度部》第十八之三的“忍辱篇”,云“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克不及及”。

  至此,周氏请托冯元亮和金禹民为谷崎刻印一事所反映出来的世情是:其一,私家刻印已被禁止,只好托关系处置。其二,出口印章的石材有严酷划定,田黄、鸡血石进出口都要交税,通俗石材则不受限制。其三,因篆刻业凋敝,它的衍生品印匣亦无人制造。本来周想“转托糊匣子的人偷闲给做一个,由于他们按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克不及去干的”,并且“北京旧制装印锦匣甚佳”,可是“今既无铺,亦无人制匣”,成果只能用棉花包裹印章寄出。笔者本想收集1950年代当前相关印章的办理轨制和出口轨制加以佐证,但寻觅无果。

  晚年的周作人本人很少向金禹民求印,更多的环境下是为他人求印。前述“疯癫”、“风瘨”二印不必赘言,此外周氏尚托金禹民为谷崎润一郎刻两方名章,而篆刻过程则充满了盘曲。1961年11月22日,周作人将鲍耀明请托代谷崎制印一事交给张铁铮处置,但很快被奉告,“因刻印者皆须呈报官厅”,于24日将不克不及办的成果告诉鲍耀明,并祈“谅解是幸”。鲍耀明亦很快回信称“铜印事太劳神了,请作罢论。”(12月1日)但为了报答谷崎的交谊,周氏不甘愿宁可,故于12月19日致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请他处置此事。次日致信鲍曰:“谷崎君名印事,与其找铁笔家,还不如仍从铜印进行较为省事,由于此刻殊少出名印人,偶有一二人,也印刻名印须呈报差人,视同刻字匠人,因此停笔,故尤不易找也。”周氏的勤奋终有报答,1962年1月1日,周氏致信鲍耀明,称:

  谷崎君的铜印事,形势当难意料,即便成功也生怕难望满足。此刻万事都感缺乏,如印章要装一锦匣,便没法办,至多要花一两个月功夫,转托糊匣子的人偷闲给做一个,由于他们按例除公家的事外都不克不及去干的。

  谷崎君铜印事,向文联反映事已乐成功,不到十天就送来证件,现当托前归去的朋友去办商量,这事第一步说算乐成了,但中国有句格言,“行百里者半九十”,这里文化部分的一关虽已打通,但还要看公安部分(由于刻名印须本人呈报的划定,乃是派出所)可否通过,还要再看,所以且慢奉告谷崎君,比及有了十分光时再行奉告为妙。铜印如刻好,这回不克不及再书中夹带了,必要正式看成小包寄,但此事想不成问题,由于斤两很轻,不外几两罢了。

  关于冯元亮为周作人刻的章,还有两点需要弥补。其一,周作人终身中独一的一枚信玺,是冯元亮刻的。印文为白文篆书“作人信玺”,收于鲍耀明编《周作人印谱》第14页。其二,关于上述印章“译林星凤”,周作人不止一次暗示“无用途”,是感受印文夸张,周作人并不喜好。冯元亮是借印章表达对周氏的尊崇,然而晚年的周氏透辟,明死生,当然不情愿利用这类印章。包罗另一枚印章“吾老犹健”(收于《周作人印谱》第16页),同样与晚年周氏的自我认知相悖,故不消。相反,冯元亮所刻章中,为周氏用得最多的,即两方“寿则多辱”。

  1960年代同样是周作人不竭地处置藏印、当然也包罗其他珍藏的期间。分赠的人,次要有鲍耀明、张铁铮、张中行等人。张樾丞刻的部门印章送鲍耀明,寿石工所刻“忍过事堪喜”归张中行,“为哑人作通事”、“案山子也不会”、“畏天悯人”、“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不爱江海之珠”、“冷暖自知”等归张铁铮。以此体例回馈他们的情面,当然也有看淡存亡及身而散的洒脱。张铁铮回忆他1970年去东安市场,竟然在金石篆刻柜台上发觉有周作人的印章,均为“文革”期间抄家物资,此中一方是张樾丞刻“凤凰砖斋藏书印”。 当然,更多的则不翼而飞。近年来的拍卖市场屡现周作人印章,为此而激发的诉讼也有。

  1937年七·七事情迸发,不久北京沦亡。周作人诡计靠著译教书蛰居北京。然而周氏所具有的文化本钱,足以使他成为日本最想收编的人。1939年除夕周作人家中遭到枪击,让他惊魂不定,无以自处。1月14日,他借用杜牧诗句作如下所谓“打油诗”:“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顾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找得杜樊川。”周在《苦茶庵打油诗》一文中说此诗“为元日事而作”。不久又托寿石工刻章一枚,印文曰“忍过事堪喜”。 所忍之事明显与枪击事务相关。可是忍的目标何为?是为了“安”而“安莫安于忍辱”(《阴符经》)?仍是“欲成大节,不免小忍”?又是若何忍法?印文当然难以容纳。然而恰好是这种暧昧性契合了周作人对战时之事“一说便俗”的心里需求。

  那么再回到1939年周氏将“忍过事堪喜”一语入印的行为,似乎上述释家之注释有着更广的内涵,与周氏1939年的心境更妥当。

  1939年3月,周氏被伪北大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8月与伪北大秘书长钱稻孙等共商文学院教人员的人事放置,他本人接任文学院院长一职。而“金禹民”的名字刚好于1939年出此刻文学院教员录中。1939年北大“本院教员录”里记录:“雕镂导师 金禹民 彝族 男 春秋:三五 籍贯:河北宛平 住宣外教场四条十五号。” 该当能够猜测金禹民的被聘用与周作人相关。查阅1940年北大文学院的教人员名录,发觉有如下记实:“以下未聘定 羽太重久 六小时 一二〇元 领津贴”,也就是说,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也是北大的非正式员工,更能够看出此一期间北大文学院的人事放置与周作人的亲近关系。金禹民也长短正式教人员工,他的课时费为每小时四十元,比起中文系传授兼主任的沈启无每月四百元、传授赵荫棠每月三百四十元,可谓低矣。据金禹民其时的学生回忆:“北大的治印课是属于课外勾当,因而钟点费不多,每月有一袋面粉的实物配给,其时一般公教人员薪水都很低,实物配给是次要收入。”所以北大讲课之外,金禹民还在雪庐国画社教篆刻,同时在琉璃厂的蕴玉斋等刻字铺挂单。 不外,北大收入虽然低,总能稍微改善糊口,金禹民气里对周氏必定充满感激之情。1940年,金禹民为周氏刻白文篆书章“知堂五十五当前所作”,是赠予周氏五十五岁的寿礼,极为周氏珍爱。他在《苦茶庵打油诗》中提及该章时说:“五十五岁当前是我的僧腊”,也就是说,五十五岁之后是他受戒落发的日子。然而从与日本合作逐渐深切的1940年到他在说这线年,几乎一直沉浮宦海,并不见其落发人面貌。此一期间,出此刻周氏面前的金禹民不再是琉璃厂上悬润的鬻艺人,他为周氏所刻的章常常是赠品,如“周作人印”、“吾所存心”、圆印“周作人”(1941)等章;而周氏所用之笔、墨、砚台等亦托金禹民采办,不外周氏均付钱给金禹民,也是对后者的谅解。

  说到北京沦亡,周作人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在其任上有一枚签名章“周作人”。该签名章不知作者,也许是特地衔接公事刻章的店肆所为吧,也记于此。

  金禹民的艺术气概与周氏的艺术趣味之间有着必然的婚配关系,就治印人与印章需求者来说,最好不外。然而,鉴于周氏在沦亡期间的社会脚色,他的艺术趣味无法独立具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沦亡期间的周作人是金禹民的资助人。同时金禹民由于周作人也接触了不少在旧京的日本文化人,与这些人多有笔墨往来。据张中行回忆:“那是四十年代,金先生给日本作家武者巷子实笃刻了印,武者巷子先生送金先生一张画,作为报答。一方尺的纸上画两三种蔬果,下署‘实笃’,画和字都古意盎然。这张画装在镜框里,不断悬在金先生住屋的墙上。之后去访他,看墙上,画不见了,问他,说也丢了。我们心照不宣,相对苦笑了一下。” 沦亡下金禹民与周作人及其周边的关系,必定对二战竣事后陷入内战和活动的二人发生影响。“文革”后期,金禹民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深受毒害,后患半身不遂,左臂失灵,只好单臂操刀,晚年所治之印“单臂翁”、“支臂所书”均是蹇运之记实。能够猜测而且这种猜测可以或许成立的是:“文革”期间金禹民的罪行之一,是沦亡期间与伪政权或者当局要人及日本人的亲近关系。

  1933年,周氏曾托寿石工刻一枚篆书白文章“知惭愧”。周说:“然则知恐忧或与知惭愧相类,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门乎?” 周氏是在切磋知的范围与对象问题,这也是周氏要刻“知惭愧”一章背后的学术要素。而这枚章也因常常被利用而为朋友所知。后因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知惭愧”的周氏遭到冷笑:在知性上对世间长短非常分明,然而步履却舍是而取非。茅盾以《周作人的“知惭愧”》为题,嘲讽周说:“在贰心中和‘优良无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次序’不是什么可惭愧的工作。” 周作人的晚年知音张中行在其晚年亦以“知惭愧”为题,感伤知惭愧而能做到无愧太难。 不知能否有周氏的影响在。

  还有别的一件工作同样能够反映其时的社会形式。1963年10月21日周作人致信安藤更生,谓:“六朝钱文拓本信封制了已有三十多年,因中国仍有隐讳,罕见碰见明达的人利用上一回,若在日本便没有什么忌惮了。” 就把本人手头的信笺送给了老友安藤。

  印章在周作人的日常糊口中具有主要意义。它并不过在于周作人而被列入豪侈品之列。周氏往往会将一份雅玩,如汉砖制成拓片、信笺,刻成印章,这些雅玩充溢着周氏日常糊口空间和交往空间,且持续周氏生命一直,无论革命潮水的涨退、政权更替,以至在家国危亡的外族统治下,以至身陷囹圄,都不放弃这种大雅的糊口体例。而社会公共对这位思惟家或者说学问精英又有所要求,但愿他的思惟可以或许与时代的关怀相契合,故而不满他的大雅和恒常的糊口体例。那么进一步思虑,能否恰好由于改日常糊口世界的自我完美,使他可以或许离开“主义”时代的束缚,最大可能地抵挡“主义”对私家范畴的安排,从而连结了思惟的完整以至是超前呢?故而今天阅读周作人仍成心义。

  在公安部分那里尚未落实之前,周就托请冯元亮刻谷崎石章一枚,又将本人手头的“浴禅堂”铜印托金禹民改刻谷崎名章(对于此事,鲍耀明在3月1日致周作人信中称周“至为‘心苦’也。”)。1月10日,周致信鲍,称:

  晚清以来构成的现代市场机制,以及琉璃厂文化街的茂盛,培育了文人篆刻的商品属性,这些文人鬻艺为生又不失大雅。自1917年赴京就经常勾留琉璃厂的周作情面愿付润金,从职业印人手里采办印章,出格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9年起头,周氏屡次采办,亦有周边朋友捐赠,每年近40方,如许的景象持续三年。对于捐赠印的朋友,周氏往往以写字、写扇面、赠书、赠信笺拓片等体例报答。北京沦亡当前,琉璃厂衰败,士人群体南迁,文人群体的雅集勾当随之凋谢,周氏印章次要靠少数特定印人供给,出格是被部门纳入殖民体系体例的金禹民,无偿地为周氏刻印多枚,而且经常协助周氏采办翰墨砚台等,当然这也由于周氏为金供给了北大非正式教职的机遇;而周氏也会自动付印款以及翰墨砚台钱。当然,这种交往并不克不及界定为是纯功利性的,这里包含着周作人对金禹民治印水准的承认。1950年代当前,跟着篆刻业的转型,悬润的职业印人不复具有,职业藏家的藏品往往易私为公,印章的衍生品印匣的私家制造得到了空间,印材的出口遭到限制,而在周氏日常糊口中,印章仍然是他的情面酬酢的主要体例。为了报答赠印,周为他人书写扇面、书手札、写字、赠书、赠碑本拓片,愈到晚年,他报答给赠印者的本身藏品的品种愈丰硕,以至包罗物资匮乏时代的食物。概而言之,周氏更珍爱职业印人的印章,故而情愿以金钱买卖的体例获取,周氏与印人之间的关系也获得持久维系。而在周氏的朋友交往中,印章饰演了主要的前言感化,获赠人以书法、信笺、拓片等大雅方式,让赠与人获得合乎礼数的报答,相互之间有着默契的交往体例,维持着不变且复杂的互惠关系。晚年的周氏起头将藏印作为礼品捐赠朋友,然而颠末“文革”,大多不知所终。三百方摆布的藏印可以或许制成印鉴的或有二百一十方,但足以绘出一幅周氏分歧于文学交往、政治交往的艺术交往之图,能够补足周作人研究。

  作为具有印章最多的现代作家,周作人的印章珍藏特别能表现他的交往和应付特色、美学观、学问关怀,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和政治意涵。作为包罗周作人在内的民国文人最为喜爱的文化空间,琉璃厂的兴衰也间接影响印人及印章珍藏的命运。

  虽然民国篆刻业较之明清进一步成长,但印章珍藏在现代作家群体的价值系统中并不遍及,仍属于高条理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行为,印章与金石学、文字学的特殊关系,反而让置身金石考古学和言语文字学学术空气稠密的北大的周氏与马衡、钱玄同、魏立功等考古学家、言语文字学家在交往过程中,获得了奇特的交往体例。魏立功以注音字母入印,是时代空气使然;周氏在介入北大的言语文字学学术勾当的过程中,留下不少言语文字学方面的阐述,背后有着稠密的文化关怀和汗青视野,这是周氏区别于他四周的言语文字学家的特点。而周氏言语文字学的视野长久以来则被文学家周作人遮盖了。

  1945年抗打败利不久即陷入国共内战,书画篆刻业走向式微。1949年当前中上阶级人士大量离京,对印章的个别需求量锐减。1952年,在古玩、玉器、珠宝业中开展了“三反”、“五反”活动,8月份活动告一段落。文人雅士们的刻字需求被抑止;1953年,当局划定“官印”不再答应私家刻制,琉璃厂刻字商铺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歇业。1956年公私合营,包罗同古堂在内的琉璃厂多家刻字商铺并入刻字合作社。到了1957年下半年,“刻字行业营业量较着削减。为处理运营坚苦,提出了‘以刻字为主,实行多种运营,以副养主’的运营方针开展了电器小产物加工、灌电池瓶、做电闸、电闸刀等出产加工营业,以添加收入” ,篆刻业面对转型。从印学册本的出书来看,据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记录,1948、1949年间海上辑成的印谱仅十余种,且多为小我自印而非公开辟行。1953年宣和印社发行《晚清四大师印谱》、《二弩白叟遗印》等后戛然遏制。印谱、东西书、印学材料的匮乏导致印学普及坚苦重重。而小我珍藏的印章也逐步易私为公,文人雅集之风不再,印人群体之间缺乏交换。安藤更生1963年秋来到北京,重访琉璃厂,描述并感伤道:“近来的政治形式让这个街道的边幅陡然一变,汗青长久的老铺根基上关张或改行,故人四散,旧日的兄弟情分不见了踪迹,无限几个挺过来的店肆,本来金碧灿烂的大招牌也被涂漆的廉价货给替代了,这让我很沮丧。……这条街道之冷落,更甚于昭和十二年事情时的情景。” 进入“文革”当前,琉璃厂的斋、堂、店、阁等老字号蒙受严峻粉碎。

  1月18日,周致信鲍说:“铜印当可刻成,但系旧材料,故或嫌太小一点,然亦无法,因铜系工业出格需要品,成品在市上无处可找也。”1月23日,周又致信鲍称:“谷崎氏铜印尚未镌成,惜旧印不免太小一点亦较为薄一点(因系磨去旧刻重雕),但无新货,故亦无法,刻成后当设法寄呈。”到了1月25日,两方印章终究刻成,周在给鲍的信中对印人加以引见,称:“谷崎君的印幸得成功,计铜石各一,皆用旧材料,且不甚大,拓本附呈,刻者金君禹民(号彝斋),系旧印人寿石工之门生,亦近代铁笔家之佼佼者,系以私家之交谊托刻,故满是一手所包揽。另有一方系江苏文人冯元亮所刻直长小印,前已拓其文呈阅,俟其寄到后一并设法又及。冯君乃文人兼能刻印,故姑请其刻一方也,看去似尚佳,其人盖‘素人’也。”次日又致信说:“谷崎君对于小印似颇对劲,未知对于铜印认为何如,鄙意似亦不恶也。小印已于今日托‘无名作家’照顾前往,或者可以或许早到,金君所作印须作木匣,办邮局税关手续,恐要迟几时,唯印文前已拓奉,可请谷崎君先睹为快也。”1月29日周在日志中钤谷崎朱白文印各一方,同日致信鲍,称:“铜印却并不成问题。北京旧制装印锦匣甚佳,今既无铺,亦无人制匣,故只用棉花包裹装纸板匣中罢了。收到后乞将二印另行粉饰(刻找荣华斋制之)并重行荷造后邮寄为妥。冯君并为不才制小印数方,拓一纸附呈,唯似较谷崎君印稍差。”到了2月2日,周在日志中记录:“印章已寄出,这回有‘文联’的引见信,什么都没有麻烦,可谓命运已极。”2月25日,周致信鲍,称“金君系刻印名家寿石工之门生,与我亦了解,因找匠人多麻烦,故找到他,省事多矣。”

  周作人在小品文方面的成绩家喻户晓。通过梳理周氏印章,出格是此中的闲章,能够发觉印文是周氏的缩微版小品文,同样承担着说物事、抒胸臆、叙事理的功能。如为了留念早逝的女儿而刻“若子留念”;“忍过事堪喜”与1939年除夕枪击案相关;“知惭愧”本是叙事理,却因本人的人生选择而遭诟病。“寿则多辱”语出《庄子》,周氏颇喜此四字,文章中多次援用,晚年多次表达生之厌倦,周氏刻三方“寿则多辱”的印章,真真“情见乎辞”。而他本人也是在“文革”活动正酣、饱受耻辱中离世的,印文见证了生命,成为周氏晚年的“谶语”。

  就已经为周作人治印的印人而言,陈师曾1923年英年早逝,吴南愚1942年离世,寿石工、马衡、王青芳、齐白石、陆和九、张樾丞、杨仲子于1950、1955、1956、1957、1958、1961、1962年先后归天,魏立功与周别如参商,钱君匋亦不再与他交往 ,跟着雕镂业的凋敝,周作人1950年代后所获得的印章都为后辈学生、忘年交赠印,如李象贤、刘佩韦、萧廷义、陈尚农、方纪生、张铁铮等。而赠印最多者,则是与周氏不曾碰面、倒是周氏虔诚的拥趸者无锡人冯元亮。1963年得其印9方,1964年得14方,收录《周作人印谱》的合计32方,此外还托冯元亮为他的家人以及朋友谷崎润一郎刻印。周氏在1963年11月2日致鲍耀明信中夸冯为谷崎所治长条名印者“别有气概”,“不俗”。在1964年7月11日致鲍耀明信中说:“二十多年不曾刻印,这回还亏冯君。”周氏晚年专力翻译,冯元亮赠之以“译林星凤”印章,周作人暗示“为刻印佳,唯云译林星凤则不敢居之不疑也”(1963年6月8日日志)。1964年7月10日,周氏日志记录:“倚魂所刻印十三方,颇有佳者。唯有些过于自诩,亦不敢用。如译林星凤,虽文字大雅,惜无用途耳。”冯元亮对周氏的崇拜昭然可见,然罢了是颓龄的周氏连存亡都能够看淡,况且此等溢美之词。1964年周作人嘱冯君为本人刻“寿则多辱”,云“寿则多辱庶几与八十岁后作诸章响应,可见周氏对晚年际遇的感触感染与死生立场。与此同时,周作人则多次为冯元亮写字、写扇面、写春联,给他寄从鲍耀明处得来的丹麦制腌牛肉等,以酬其所刻印章。周氏1965年2月18日日志最初一次提到冯元亮:“晚得倚魂十六日信,乞贷,深愧无以应之。”当时无论冯、周,糊口都陷入困境,一个腼颜借钱,一个囊中羞怯,在终结一个晚年知音的友谊的翌年,周氏无威严地分开人世。

  一言以蔽之,进入1960年代,保守的篆刻业已全面衰败,周氏晚年获取的印章全数是情面酬酢的体例,与治印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曾经不具有了。

  在周作人晚年的印章勾当中,金禹民不得不提。前述周氏晚年获赠印章,往往来自其后辈学生或者忘年交,而现实上方纪生、张铁铮本人并不刻印,他们赠的印章都是托求金禹民、或者与金禹民合赠的。好比1963年张铁铮赠周氏的两方印“知堂八十后作”和“知堂甲辰年八十”,以及同年方纪生和金禹民合赠的“知堂八十岁当前作”均属此类景象。1964年周氏托金禹民为其刻“寿则多辱”印,再次表达本人的生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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